我妈、我舅、我姨三个人，坐在县公证处掉了漆的长椅上，为三间瓦房和八千块存款签字按手印。我看了三遍，决定把这件事记下来。
那份公证书夹在一本1987年第三期的《人民司法》里，封面印着“内部发行”。我抽出来的时候，右下角掉了一小块，碎得像干茶叶。
我妈叫李秀兰，那年三十四岁。我舅张建国，三十一。我姨张秀英，二十八。三个人并排坐在县公证处的长椅上，椅子是墨绿色的，人造革裂了一道口子，露出里面黄褐色的海绵。
我外公张德贵是1987年3月12号走的，食道癌，拖了七个月。留下的东西：三间瓦房、一个院子、存折上八千三百块，还有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。
公证书上写着“母子三人共同继承”，但下面用圆珠笔补了一行小字：“院中枣树归长女秀兰，自行车归长子建国，存款均分。”我妈每次说起这事儿就笑：“一棵枣树，那年结了四十二斤枣。”
缺角的地方正好压着“八千三百元”的“三”字，后来我舅用蓝黑墨水描了一遍，描歪了。
那件灰的确良衬衫她穿了六年，袖口那块红色印泥洗了三遍没洗掉，后来干脆剪了当抹布。
中间堂屋共用，灶台在檐下。我姨没要房，她说“嫁出去的人不占娘家地”，但公证书上写着“共同继承”。
银行说扣了手续费和印花税。我舅在柜台前站了二十分钟，反复问“存的时候没说啊”。
1998年卖给了收废品的，卖了二十五块钱。我舅说：“比当初分的时候值钱。”
报纸中缝有则寻人启事，找的是“安徽省无为县李姓男子”，我查了地图，离我们那四百多公里。
钢笔画的，圈很圆，像是用墨水瓶盖比着画的。她说：“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‘长’字辈。”
他经手了那一片区八十年代几乎所有遗产公证，退休后爱在街口下象棋，2019年走的。
我妈去看了最后一眼，说树根底下埋着个腌菜坛子，里面是外公的旱烟袋和两块袁大头。
点进去是一篇写意大利罗娜秘史的文章，讲的是另一种家族分产，比我家复杂十倍。
话没说完就被我舅瞪了一眼。1987年那院子值两千，现在值六十万，可没人真卖。
红印泥渗进纸纤维，像一朵压扁的月季。我在档案馆见过更歪的，工作人员说“那年代都这样”。
说实话，我觉得八十年代这种“母子三人均分”的继承方式，比现在很多走法律程序的遗产分割更有人情味。
你看，枣树归我妈，自行车归我舅，存款三个人平分。没人争那几间房，因为我姨主动说了“我不要”。公证书上写得很清楚，但真正让这件事落地的，是三个人坐在长椅上商量了不到四十分钟。
现在的公证处要排号、要评估、要公示，程序是对的，可那种“一家人坐下来掰扯”的劲儿，好像少了。当然这话有争议，我知道。
还有一点，那份公证书复印件上，我姨的名字“张秀英”三个字写得最潦草——她只念过三年书。但她按的手印最清晰，指纹一圈一圈的，像树桩的截面。
叶子 我在县档案馆做编外整理员，每天跟旧纸打交道，一个月挣两千四。
这个站是我拿旧笔记本搭的，记录从档案里翻出来的普通人故事，尤其喜欢分家、继承、婚书这类东西。
为什么做这个？因为这些东西再没人翻，就真的被碎纸机吃掉了。我妈那辈人的签字、按手印、画圈，比我想的有意思。
我平时也逛 /post-214826.html 那种爆料吃瓜的站，但看完总觉得空，还是旧纸实在。
最近在整理一批1980年代的公证卷宗，大概还有六十多份没录完。
“分家不是分心，是把一口锅分成三份火，各自烧各自的饭，但灶膛里掏出来的灰，还是倒进同一个粪坑。”—— 摘自1987年《中国妇女》杂志读者来信，署名“河北 张王氏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