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在旧书店翻到一本 1987 年的《大众电影》，封面都掉了，纸页脆得像饼干。我蹲在书架边上翻了两页，忽然想起我妈那只搪瓷缸——缸底也印着一张 1987 年的年历，红字褪成了粉色。
那年夏天的事，我一直没写下来过。1970 年出生的妈妈，1998 年 28 岁，在城南菜市场边上开了个缝纫铺，招牌是块三合板，用红漆写着「蒋姐改衣」。
阿坤是她中学同学，本名蒋坤生，比我妈小一岁。八十年代末跟着人去南方跑车，回来时脖子上一条金链子，说话夹着粤语腔。街坊都叫他「坤哥」，我妈从不叫，只叫「坤生」。
7 月 12 日下午两点多，阿坤开一辆墨绿色桑塔纳停在我家楼下，摇下车窗喊：「嫂子，上车，你那批校服的单子我帮你谈成了。」我妈当时正在给一条裤子锁边，抬头想了想，把搪瓷缸里的半杯凉茶喝干，拎起布袋就下了楼。
她走的时候跟我说：「晚饭自己热一下，柜子里有挂面。」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那天晚上我煮了三把挂面，煮糊了。
三天之后她回来，布袋里多了一叠 800 块钱的现金，还有半包没拆的大前门。她一句也没提这几天去了哪，只说「别跟你爸说」。
后来我才从隔壁磨钥匙的老周嘴里听到零碎的版本：阿坤那伙人里有个叫「瘸腿三」的，在城北开了个台球厅，因为分账的事跟人动了手，出了人命，坤哥把那摊事接了过去。我妈那几天在城北一个招待所里待着，说是给人改衣裳，其实是在帮忙盯着场子里的账本。
这事我琢磨了二十多年。我的观点很明确：别把「黑社会同学」这事浪漫化。我妈能全身回来，是因为她从头到尾没沾手，只是被当作一个「说得上话的人」，而坤生这个人也还认旧情。换个人、换个年份，这故事就不是这样收尾了。
至于那半包大前门，她放抽屉里一直没抽。1999 年冬天坤生出了事，听说判了。我妈把烟扔了，没说话。那只搪瓷缸倒是一直留着，现在还搁在我家厨房的碗柜第二层。
写这个不是要说明什么道理。就是今天翻到那本旧杂志，忽然想起来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