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四点半，我在厨房洗那只裂了口的陶瓷桃子——就是蜜桃用胶水粘反了的那只，水从裂缝渗进去，摸上去冰凉。我突然想起 2024 年冬天在济南芙蓉街旁边一个小市场里，陶桃蹲在一个旧书摊前翻一本 1987 年的《围城》，摊主是个戴毛线帽的大爷，开价 10 块，她还到 8 块，成交之后她跟我说：“这本我留着，不卖。”

就那一刻，我决定把这三个人的事情写下来。絮叨也好，跑题也好，反正得有人记。

程季恒那天站在市场门口等我们，手里拿着两串糖葫芦，一串山楂的，一串草莓的。他看见陶桃抱着书出来，说了一句：“又买书，你书架要塌了。” 陶桃回他：“塌了也是我的书架。” 这句话我在后来的文章里用过三次，每次都觉得挺好。

说实话，我觉得程季恒是被低估的那个人。 这话可能有点争议——蜜桃和陶桃身上的故事感太强了，一个爱浇死薄荷，一个爱捡旧书，标签一贴就有画面。程季恒不一样，他煮泡面、找车位、在群里发卤蛋照片，看着像背景板。但你如果把三个人放在一起，没有他，另外两个人的故事根本转不起来。他是那个说“先吃，吃完再说”的人。这不浪漫，但管用。

我知道有人会觉得我偏心。没关系，我确实偏心。

上周三，蜜桃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是五道口那家桂林米粉店的收银条，日期写着 2026 年 3 月 15 日，三碗粉、一份酸嘢，总共 47 块。她说她一直留着，夹在那本 1987 年的《围城》里。陶桃在下面回了一个句号，程季恒回了一个“？”。蜜桃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翻到了。” 然后隔了二十秒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你们俩都在就好。”

我把那张照片存下来了。没跟任何人说。今天写在这里，算是一个具体的交代。